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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上）

唐太宗《笔意论》指出要从王羲之的作品中领悟其 “绝妙得意之处”，以神采为上，兼顾形质，心手相忘，得之于自然。这些观点的核心依然在于 “和” 字，认为书法的精妙之理在于手与笔、心与手、形与神、人与天的契合，而 “和” 的关键在于没有刻意迎合却又无不契合，无所作为却又无所不为，这看似是道家的追求，实则亦是儒家的理想。儒家的圣王 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无为而治，与天地之道契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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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后在孙过庭的《书谱》中，“和” 的审美理想进一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与阐发。唐太宗在《政本论》中言：“治理政事的关键，务必保全其根本。若中原不安宁，远方的外族即便到来，又有何益处呢。” 对外的王道若无内在的圣道，难以持久。以书道作喻，便是修养内心，“心正气和”，“思考与神意会合”，难道不是内在圣道的体现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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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崇与学习，对唐代崇尚书法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极为强大的引领作用。“最初设立宏文馆，选拔贵臣子弟中有见识者作为学生，从宫内拿出书籍令他们学习。又于民间寻觅擅长书法之人，征召入宫。十几年间，国内纷纷仿效。” 唐太宗本人的书学成就亦达到了极高的层级，群臣把获赐唐太宗的书法作品视作珍宝，唐太宗也以赏赐书法作品为名，对群臣施行 “书教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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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李世民在书学上的改革，除了推崇王羲之、王献之的书法，鼓励贵族子弟学习书法之外，还开创了以行书、草书书写碑文的传统。在此之前，碑文通常使用正书，即篆书、隶书、楷书等规范书体，而行书、草书因其流动性和随意性，被认为不适合礼制庄严的碑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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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元认为，唐太宗虽擅长帖书，但不擅长碑版，其御书《唐太宗晋祠铭明拓》笔意纵横，挥洒自如，以帖书笔法书写巨碑，开启了新的传统。武则天、唐玄宗、宋高宗等后世帝王也效仿此举，尤其是乾隆帝，其行书碑文遍布天下。在阮元看来，唐代南派书法能够统一南北，宋代形成帖学治统，关键在于唐太宗的书学改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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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实际上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次“古今之变”，碑学与帖学由双轨制并为一轨，推进了书法的艺术表现性和个性化进程。

然而，书法的变化和表现性主要集中在行书、草书领域，而以篆书、隶书、楷书为主体的正书变化基本停滞，地位逐渐下降。北碑、唐楷等曾经盛极一时的书体，逐渐变成标准化的馆阁体，成为文官体系的工具化书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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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，随着古学的复兴，文人对篆书、隶书、北碑的热情重新燃起，碑学复兴，引发了新的碑帖之争。康有为等人提出“尊碑抑帖”、“卑唐”等口号，试图通过书学改革文教和文官制度。在“复古以通变”的思路下，北碑和秦篆、汉隶成为新宠，而行书、草书在专制体制下失去了生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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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楷在晚清科举变革的呼声中，成为压抑人才、不利于国家振兴的象征。

因此，中国书法史的第三次“古今之变”是篆书、隶书、北碑的复兴，是文人品格、士人精神的式微，学人气质的兴起。清代是一个以学问为书的“学者书法”兴盛期，也是中国古典书法的最后辉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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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帖学模式的建立：层累书写的“崇王”论与辗转翻刻的王书

在唐太宗等帝王的竭力倡导，以及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书法大家的积极助推之下，王羲之的书风风靡天下，声名远播于四海内外。然而，在唐代，对于 “崇王” 这一论调，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之见。诸如，孙过庭于《书谱》中把王羲之与钟繇、张芝相提并论，似乎并非单单独尊羲之；李嗣真在《书品后》中批判王羲之书法 “加减太过，朱粉无设”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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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怀瓘于《书议》里指责羲之草书 “格律非高，功夫又少”；《鲜于枢书韩愈石鼓歌》中更是有着 “羲之俗书趁姿媚” 这般言辞等等。故而，朱关田借用《书谱》中 “淳醨一迁，质文三变” 之语来描绘唐代 “崇王” 论的发展演变，着实妥帖。诚如斯言，常中存变，变中含常，“崇王” 论于唐代始终是书学的核心理念，不管是赞同也好，批评也罢，罕有人能够超脱于这一观念。他们纵然未必都如太宗那般对羲之偏爱有加，但几乎都将羲之置于古今书家至为崇高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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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过庭在《书谱》里将王羲之与钟繇、张芝、王献之并称为 “四贤”，不过其中却有差别。他极力驳斥前人古质今妍、今不如古、扬古抑今的观点，着重突出文质的交替变化，主张灵活应变，借此暗示王羲之虽为今学，却能够做到文质兼具，“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”，融会贯通古今，实际上高于古时的钟繇、张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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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他又指明钟繇、张芝只是专攻一体，钟繇擅长隶书，张芝精通草体，都比不上右军能够兼擅二者之美，并且批判了王献之超越其父的看法。由此观之，在 “四贤” 之中，孙过庭依旧尤为尊崇王羲之。其后在论及笔法之时，他进一步强调，“右军之书，代多称习，良可据为宗匠，取立旨归。岂唯会古通今，亦乃情深调和”，并且以《乐毅论》等为例，称其书作，“情动形言，取会风骚之意；阳舒阴惨，本乎天地之心”，意即右军的书法能够将情与理、人文与天道相互交融；尤其是其晚年的作品，已然臻至融会贯通、人书俱老的境地，“思虑通审，志气和平，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”，并以孔子七十 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 来作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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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过庭论书，将 “中和” 视作书学的至上之境，批判各种偏颇缺失，例如专精的偏差、性情的失当，要求在古与今、文与质、专与博、心与手、情与理、时变与通会、平正与险绝、劲速与迟留、骨气与遒丽、一家与多体等等之间达成辩证统一，最终实现 “违而不犯，和而不同”，“殊姿共艳”，“异质同妍”。这般理想的审美境界，或许难以觅得一位能够全然达至的书家，但在孙过庭的心中，最接近此高度的仍旧是王羲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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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地，李嗣真虽说在《书品后》中将王羲之与张芝、钟繇、王献之一并列为最高的逸品，且批评王羲之 “加减太过，朱粉无设”，看似是 “四贤” 并尊，并非独崇羲之。但详加辨析，便能知晓，其观点与孙过庭相近，也认为钟繇、张芝只是专注于一体，而羲之能够兼善，称羲之的正体为 “书之圣”，草行杂体为 “草之圣”，飞白为 “飞白之仙”；相较而言，王献之虽然 “草书逸气过父”，然而正书、行书等方面相去甚远，“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，非不稽古宪章，乃时有失体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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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，在李嗣真的心中，最为推崇之人，依然非王羲之莫属。

孙过庭、李嗣真等人主要于艺术史及美学的范畴弘扬了王书的 “中和” 之德，而张怀瓘则是从艺术、审美、市场、社会影响等多重维度更为系统、更为全面地展现出王书 “集大成” 的特质。他们皆称得上是从学理层面论证、阐释唐太宗 “崇王” 论的典型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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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怀瓘对于王羲之的评判极具辩证意味，和前人的论述有相通之处，即同样对王羲之在整体以及不同书体方面所获取的成就加以区分。于《书议》之中，张怀瓘也将王羲之的真书、行书列为古今之首，然而章草位列第五，草书则排在第八，尤其针对羲之的草书多有指摘，觉得相较于张芝等人，“逸少则格律非高，功夫又少，虽圆丰妍美，乃乏神气。无戈戟铦锐可畏，无物象生动可奇，是以劣于诸子”，还言 “逸少草有女郎材，无丈夫气，不足贵也”。故而，在《书估》里讲，“大王草书字直一百，五（十）字乃敌一行行书，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”，认为成篇的真书价值最为昂贵，“即为国宝，不可计以字数”。

（鸣谢张兴成先生崇王论！待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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